暨南大学哲学院

2025年10月13日，杨海文教授应邀莅临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作了题为《功利与道义相互博弈的开局之篇——〈孟子〉首章与儒家义利之辨》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高华平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到场聆听。

讲座以《孟子·梁惠王上》首章为核心文本，聚焦“义利之辨”这一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命题，揭示孟子如何在政治资本傲慢的时代，以道德资本挺立人伦、安顿天下。杨海文教授通过文本细读进行深入浅出的哲学阐释，带领听众重返“上下交征利”的战国现场，重新审视孟子如何在当时的政治洪流中确立仁义之道。

     一、经典对话：奠定儒家思想基调的开篇

讲座伊始，杨海文教授首先带领大家回到《孟子》开篇与梁惠王的对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在分享个人译文时，杨海文教授提出他的译文处理原则是“精准翻译”，也就是“如字组词，章内自洽”，力求回到原文之中，让译文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杨教授表示，这段看似简单的对话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张力。梁惠王以“利”相问，体现的是他对于利益的迫切追求；而孟子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作答，则展现了他坚守仁义的价值立场。这一问一答，既引出了孟子的核心问题——义利之辨，又构成了“政治资本”与“道德资本”的初次交锋。 

      二、文本探微：字里行间的深意与争议

在第二部分，杨海文教授深入文本细节，剖析了首章中几个关键词语引发的学术讨论。

其一，“叟”字的两种解读。杨教授根据《史记》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指出，孟子见梁惠王时年仅三十七八岁，而“叟”字通常表示“老者”，梁惠王为什么以“叟”称孟子呢？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两种解释路径：一是通过调整孟子生卒年（如魏源、钱穆）使“叟”字名副其实；二是如南怀瑾所言，“叟”字本身带有不敬色彩，反映了梁惠王对孟子的轻慢态度。

其二，“利”字的双重内涵。杨教授沿着王充《论衡》的区分，深入阐发了“货财之利”与“安吉之利”的深刻差别。货财之利是具体的、有形的利益，对应的是“物质利益”；而安吉之利是精神的、无形的利益，对应的是“理念利益”。二者之间的差别落到现实层面，对应的则是“利益政治”和“原则政治”之间的张力。王充批评孟子将梁惠王所问之“利”简单理解为货财之利，但杨教授认为，孟子实际上是有意将梁惠王所言之“利”聚焦在“货财之利”，并进而以“仁义”对之，其目的就是更彻底地展开义利之辨，树立仁义道德的优先性和至高地位，也即赵岐所说的“以仁义为名”。杨教授进一步指出，两种利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只有以理念利益统帅并带动物质利益，利益政治与原则政治才能相得益彰、齐头并进。”孟子要求二者并存，但要以“安吉之利”统率“货财之利”。

其三，仁义并举的思想史意义。杨教授指出孟子并举“仁义”是对先秦儒家集体思想智慧的守正创新，他引用二程的论述指出，孔子多言“仁”而少言“义”，孟子则“开口便说仁义”，这一概念上的延续和连用使儒家价值体系更加完善。这种对“仁义”的强调也被宋明理学吸收并继承，朱熹、黄宗羲、汤显祖等对此有所发挥。在阐释上，杨教授赞同朱熹对“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的经典解读，认为这是理解孟子仁义观的关键。

      三、义利之辨：儒家核心命题的阐释与传承

讲座的核心部分，杨海文教授沿着《孟子》首章原文的逻辑，着重点明了孟子首章的章旨，《孟子》首章设置并敞开的主题是义利之辨，孟子直面政治资本对道德资本的傲慢，通过义利之辨完成道德资本对政治资本的限制、提升、超越。

杨教授将孟子的义利观概括为三个层层递进的逻辑层次：

第一层次是提出义利之辩，通过“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确立“义以为上”的根本原则，这是“讲原则”。杨教授引用赵岐的注解说明，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名”的问题——治国应当“以仁义为名”，而不是“以利为名”。

第二层次是分析国家危亡的根源，孟子通过“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逻辑推演，揭示了义利关系处理不当会导致的国家危机，反对“后义而先利”，这是“讲次序”。杨教授特别分析了“国危”与“弑君”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这是孟子对“后义而先利”后果的深刻警示。

第三层次是阐明仁义即最大的利益，通过“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的论断，表明践行仁义自然能达成最大的利益，不因道义而排斥利益。杨教授强调，这体现了孟子“义利双成”的终极追求，也就是“讲目的”。

孟子的义利之辨在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杨教授梳理了思想史上对义利之辨的多种理解：从二程“凡顺理无害处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的辩证认识，到陆九渊将义利之辨作为“辨志”核心的修养论，再到梁启超对孟子“排斥功利主义”的现代诠释。杨教授特别指出，当代学者杨国荣提出的“义体现普遍的公利”观点，是对传统义利之辨的重要发展，孟子所要排斥的是单纯追求功利的“功利主义”，而非“利”本身。杨教授指出，《孟子》首章的义利之辨以道义论为特质、以原则政治为皈依、以理念利益为关切，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海文教授在总结中强调，《孟子》首章开启的义利之辨与末章的道统论形成了深刻呼应，道统论的“道”就是义利观的“仁义”，义利之辨的“仁义”就是道统之传的“道”。这一精辟论断，既指明义利观和道统论是孟子思想的两大核心理念，又展现了孟子思想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四、方法分享：如何做中国哲学

在讲座中，杨海文教授生动展现了其将经典解释与做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治学特色。首先，他基于孟子见梁惠王的时间节点的探察还原，精准揭示了梁惠王提问背后政治资本与道德资本之间的博弈。其次，杨教授指出做中国哲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些文本，并以“笔记小说”等野史材料为例，指出这些文献能为我们呈现哲学家更为鲜活生动的思想面貌。最后，杨教授基于司马迁“读《孟子》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而废书兴叹”的记载，敏锐地提出疑问：太史公为何仅读几十字便深有感触？通过引证周广业和王叔岷等学者的研究，他指出司马迁所见的《孟子》古本与今本不同，因而其感慨并非出于草率，而是源于版本差异。

整场讲座，杨教授以其敏锐的问题意识、宽广的文本视野与扎实的考证功夫，完整展现了一个学术问题从发现、质疑到求解的全过程，生动诠释了在学术研究中如何做到“经典解释”与“做中国哲学”的统一。

在随后进行的问答环节中，师生围绕经典阐释的方法论等议题与杨海文教授展开了深入交流。杨海文教授耐心而富有启发的回答，进一步激发了在座师生的思考。本次讲座不仅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课程提供了重要导引，也为即将开始的“人文经典会读会讲”注入了充沛动力。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心得的热烈交流中，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文｜赵志颖

编辑｜袁   方

初审｜龚礼茹

复审｜刘依平

   终审发布｜李元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