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哲学院

书名：《墨家四论》

出版信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9月

内容简介/前言：

  本书是作者近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对墨学研究有重要突破。其主体部分：一是对墨子的生卒做出了新的考证，根据对墨子相关人物和事件发生年月的考证，推定墨子的生年当在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5年）至二十年（公元前520年）之间，其卒年约当楚惠王五十一年（公元前438年）；二是对墨家思想与先秦诸子的关系做出了系统考论，墨家思想与儒家关系密切，墨家除“非儒”之外，对道家和其他诸子思想都曾进行过学术批评；三是深入讨论了“三墨”的源流及楚国墨学的发展演变特点，认为“三墨”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范畴，楚国墨学具有融合和沟通南北墨学的特点；四是楚简文字中的一些“刀”“斤”“戈“为形旁的文字特殊写法，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墨家思想在楚地传播与特点。另附录有两篇与墨家思想研究相关的论文，一是从墨家在概念逻辑对“小说”概念做出了界说；二是由墨家与名家的关系考察先秦名辩思潮的发展。

附《墨家四论》自序

所谓“墨学”，当不限于研究墨子其人其书及其思想，而应涵盖整个墨家研究。吾由中文专业出身，最初接触“墨学”，时间虽不能算太迟，但仅限于阅读《墨子》之文章，犹记当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曾背诵《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 《墨子•公输》部分。但吾真正算得上研究“墨学”，其为时也晚，乃自2011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始。

吾研究“墨学”，既非从文学角度研究《墨子》之“散文” 特色和艺术成就，亦非就墨家“十论”(“兼爱” “非攻”“上贤” “上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天志” “明鬼 ”)论其哲学价值或逻辑学思想，而是通观有关墨家文献和“墨学”研究的诸方面，从中提炼出若干“墨学”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尤其是一些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从多方面进行考索，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还原两千多年前墨子和墨家的本来面目。在这里，研究课题的提出既没有文学、历史、哲学的明确界限，研究视角和方法的采用也不存在任何事先预设的规定。我在此讨论的几个以往学者或少有人关注、或争议不断的问题如下：

第一个是关于墨子的生卒年问题。

这是一个长期争议、未有定论的问题。墨子的生活年代，司马迁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此后数千年人们存在种种的揣测。但我就各种文献进行综合研究之后，认为以往学者 结论都是不对的。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先确定一个推断墨子生卒年的准确坐标。因为墨子与鲁阳文君的年龄相当，鲁阳文君又与楚平王的太子建之子白公胜的年龄相近。白公胜生于公元前525年至公元前520年之间，故可由此确定墨子的生年。墨子最后一次来到楚国，当在楚惠王四十二年（公元447年）至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之间，时年七十二岁以上，故孙诒让所谓墨子 ］“年寿必逾八十”之说是可以成立的。墨子八十岁时，约当楚惠王五十一年（公元前438年）。这个卒年，约与孔子弟子曾参（曾参卒于公元前436年）相近，和子思（子思约卒于公元前 402年）则相距稍远。

第二个是墨家思想和先秦诸子百家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此前学术界虽有论及，但基本只限于儒、墨两家之间“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实际上，墨家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皆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墨家这种与先秦诸子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扬弃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它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上。墨家是先秦诸子中最早公开进行学术批评的学派之一。尽管墨子思想与儒家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墨子仍然对“儒之道足丧天下者四政焉”提出了批评；而墨子后学甚 至还有对孔子本人的攻击。墨家的“兼爱”“尚贤” “右鬼”“非命”诸论，则主要是针对道家杨朱学派“为我”“不尚贤”“无鬼”及“安于性命之情之说”的批评，在墨子时代，尽管阴阳、纵横、法、名、家、杂等其他诸子学派尚未正式形成，但它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却已经存在，故《墨子》中也不乏对阴阳、纵横、法、名、农、杂及小说家等诸子学派观点的学术批评。

第三个是“墨学”的发展演变和楚国地域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

韩非子将先秦的墨家分为三派，即人们所谓“三墨”。但何谓“三墨”，历来众说纷纭。我认为，细致考察先秦墨学的发展, 可以看出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所谓“三墨”，墨学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同样，不同时期的墨学在楚国的传播, 也存在不同特点。墨子本人曾多次至楚，楚国第一代墨者应是亲承墨子说教的鲁阳文君等人，第二代为死楚国阳城君之难的墨者孟胜及其弟子，第三代则为《庄子•天下篇》所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楚国墨学的特点也可用《庄子•天下篇》中“俱诵《墨经》，而倍濡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诸语加以概括。 先秦时期的楚国，可谓“东方之墨”和“秦之墨”的交融点，为中国墨学的发展和交流起着重要的融合管道作用。

第四个问题是传世本《墨子》是一本“以无校本而脱误难读，亦以无校本而古字未改”（王念孙《读书杂志》）之书，那么是否可以由这些“未改”的“古字”出发，结合最新出土的一些战国“古文”来探讨墨家的某些思想特点呢？通过考察 《墨子》一书那些写法特殊的文字，我发现，其中那些以“刀”“金”“戈”为义符的文字，往往是作者有意避免使用以“刀”“金”“戈”为义符，而使用一些与杀戮攻伐无关的义符的反映。如以“敖”代“毅”、以“羛”为“羲”、以“堪”代“戡” 等。这与新出简帛文献中以“①”代替从“刀”的“②”、以 “㪕”代替从“戈”的“戟”、以“宜”代替从“我”（戈）的 “羲”、以“愄”代替从“戈”的“威”等等是完全一致的。这不仅说明墨子兼爱、非攻思想在其头脑中是怎样的根深蒂固，而且还可见出墨家思想影响传播得何其深远！《韩非子•显学》称 儒墨为“显学”，这不是偶然的。

与此相关，墨家思想作为当时的“显学”，还对当时的“文学”的发展和逻辑学（“名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秦的墨家在《经》上、下和《经说》上、下四篇中，通过逻辑分析方式对先秦的“说”加以分类和严格的区别,真正明确了 “小说”概念的内涵，为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庄子•天下篇》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通过对名家中诡辩学派的批评，极大地推进了当时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进步。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附录”中收入了两篇虽非专门论述“墨学”，但在论及“小说家”和“名家”时涉及到先秦“墨学”的论文，或许它们能有助于大家从多角度探讨先秦“墨学”的发展和影响。

先秦“墨学”是先秦诸子学的一部分，我研究先秦“墨学” 也是因为其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一部分，无法回避。所以我现在从事先秦诸子研究，既不会局限于儒、道、墨、法中的某一“家”，也不会局限于仅从文、史、哲的某一方面研究先秦诸子, 而是力求从文、史、哲多方面研究先秦诸子，名之曰“先秦诸子综合研究”。这既是目前本人所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名称（“先秦诸子综合研究”，15ZDB007）,也是面前这本论文集的“项目来源”。

是为序。

高华平 

2019年12月于暨南大学

文中①②分别为如下两字：